红色与……

实际上，颜色不过是某个波段的光在人眼中的反映罢了，喜欢什么颜色可以因人而异。

当电脑打出了“红色”“与”这两个词之后，我有点儿犹豫了，“与”什么呢？文章是《生活时报》7月30日的一则影视新闻引发的，该新闻标题是《庭院深深深几许，红色浪潮几时休》，看来，作者对这种商业操作手段是不满意的。它触发了我，想延伸一下，再谈谈“红色”与“卖点”的问题。近年文艺界、出版界似乎特别倾心红色。头几年“纪实文学”中有“红色系列”，此系列至少在10本以上。现在流行的有《红档案》、《红镜头》，后者为了防止盗版甚至在专利局注册了品牌专利。影视也推出了许多以“红”字打头的作品——《红舞鞋》、《红樱桃》、《红色恋人》……可是，这种如浪潮涌来的红色令我想起以“红色”为骄傲、“一片红”的年代。使我思绪又从“卖点”移开了……

这是1966年底，当时我们已经被打入“另册”，白天干活，在“红色恐怖”的笼罩之下，心怀惴惴；晚上，灯下读报学毛选，才有片刻安宁。一天打开《北京日报》，翻看影剧广告。那才真是一片“红色”，令当今之“爱红者”望尘莫及。《红灯记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、《红嫂》、《红霞》、《红珊瑚》、《红岩》、《红孩子》，还有许多今天已经想不起来的“红”……我对睡在下床、也是目下当今的影视红（又是“红”，真不可避免）导演的郭宝昌说：“真是一片红啊，没有一点杂色。”他翻了翻报纸说：“你看还有人民艺术剧院的《脸黑心红》呢！”这是个举国若狂的时代，人们认定只有“红色”才革命，它只有正面意义。任何“负面”和不具有“革命”意义的都不许用红色，反之亦然。红卫兵们看到交通标志“红灯停，绿灯行”，十分气愤，“红色应该是前进的象征”，怎么能“红灯停”呢？听说有的城市在1966年最狂热之时对交通标志做了“革命”，改成了红灯行，绿灯停，结果净出车祸，不得不改回来，使得一些“小将”们痛心疾首。那时幸亏“红灯区”这个词尚未传到中国大陆来，否则革命小将一定向世界发表“通令”，勒令他们改为“绿灯区”或“黑灯区”———不过“黑”也很难与“灯”联系起来，除非他有唐代诗人李贺那样的奇思怪想（他想象：“鬼灯如漆点松花”。这里灯光是黑的）。不过像李贺那样富于奇想的怪人，也许是“几百年才出一个的”。

当然，“红色”价值扶摇直上是近几十年的事。古人就只把它当做一般意义的颜色看待，有正面的，也不乏负面的。如唐代杜荀鹤诗《再经胡城县》：“去岁曾经此县城，县民无口不冤声。今来县宰加朱绂，便是生灵血染成。”“朱绂”指红色官服，唐代五品四品官才能穿。县令一般是七品，胡城县令被超级提拔，诗人认为与坑害百姓有关，后来到了清代把这句诗凝结成为“鲜血染红顶子”，屡见于《官场现形记》。这里的“红”、“朱”则带有负面意义。又如宋元两代上山落草的“盗匪”多戴红头巾，红帽子。南戏《拜月亭》的草寇静山大王戴上偶然发现的金冠则头痛，于是他说还是戴“这红帽儿安稳”。元杂剧也多次提到山大王要戴“茜红巾”。后来衍伸出的“红头”、“红帽”，在当时老百姓的口中是带有贬义的。